富余通互联网大厂“反腐记”：头部名企均受困扰，业务部门成“重灾区”

7月24日，上海警方正式通报，破获一起互联网大厂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一共抓获7名嫌疑人，其中饿了么前高管韩某等3人，在两年内涉嫌收受供应商的贿赂高达4000余万元。此案一出舆论震惊，实际上，互联网大厂员工的腐败问题，近年来已经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富余通，腾讯、京东、阿里巴巴、抖音、美团等企业持续开展“反腐反舞弊”行动，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互联网大厂有哪些典型反腐案例？为什么近年会频频发生贪腐案件？大厂应对反腐有哪些措施？民营大厂发生的贪腐案件与一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机关领域发生的贪腐案件，有何不同，适用什么罪名？上游新闻就此展开调查。

案例：员工内外勾结谋骗公司1.4亿元

上海警方7月24日通报，2023年7月以来，饿了么前高管韩某等3人利用手中管理物流配送业务等职权，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收取供应商刘某等4人的行贿款，甚至要求根据对方利润情况按比例分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韩某等3人30余次收受供应商行贿款物达4000余万元。据了解，韩某等人收受贿赂的手法极为隐蔽，为掩人耳目，还将赃款赃物分散存放于多处租住房屋内。目前，韩某7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韩某案中查获的赃款。上海警方供图

多家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腐败问题，早已引发社会关注，也不断有相关案例曝光。

7月9日，唯品会内部发布反腐通报称，产品技术中心基础平台部运维总监马某长期收取供应商好处费，涉嫌职务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在此之前，唯品会副总裁冯佳路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配合警方调查。

7月2日，哔哩哔哩（B站）通报称，原游戏合作部总经理张某敏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行为，已被警方执行逮捕。

2024年11月，网易发布内部通报称，Battle事业部与KK事业部原负责人向浪、互娱渠道发行中心负责人金雨晨以及公司多名员工，涉嫌舞弊贪腐违法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快手原副总裁赵丹阳2022年被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刑七年，他被查明收受外包公司好处费共计668万余元，还侵占被害单位钱款88.5万元。

2020年4月，百度公司针对原副总裁韦方的经济问题报案，最终法院审理查明，韦方累计侵占单位资金近千万元，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六年。

除了企业管理层，采购、运营、审批等一线业务岗位也成为腐败频发地带。涉案员工往往掌握部分资源管理和审核权限，利用商家入驻签约、业务评级等职权，为他人提供便利并非法获利，甚至出现“小官巨贪”的情况。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的“餐饮专家”高传峰，负责引入餐饮供应商等工作，因向供货商索取钱款共计1024.7万元，2021年被北京第一中院判刑六年。

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的基础岗位运营人员王某更是“小官巨贪”的典型。王某负责家具类官方旗舰店入驻的初审业务，据央视2024年5月披露，杭州警方侦查发现，共有400多家商家通过了王某的违规审批，涉案金额达1.3亿元；王某本人通过发展8条下线，其违法所得超过9200万元。

360集团内审监察总监张美惠说，一些90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工作五六年时间，查实的贪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一些基层员工收取的“回扣款”动辄上百万，是工资好几倍。

今年5月，北京海淀检察机关披露，某短视频平台公司服务商与区域运营部门负责人冯某负责服务商的入驻审批、奖励政策制定及执行等工作。这个职位不算特别高，但该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吸引流量，经常出台各类鼓励服务商入驻和运营商开展活动的补贴政策，冯某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富余通，也是执行者。他与外部供应商唐某、杨某等共谋，在制定奖励金政策的时候留下程序漏洞，并且将内部数据泄露给外部。这样，外部商户在没有真实运营的情况下通过提交内部数据，就可以将他人的奖励金划归己有。为了方便骗取奖励金，杨某还指使其下属王某、赵某甲、赵某乙、翟某以本人或他人名义注册多家“空壳公司”，协助将某短视频平台公司支付的奖励金转至杨某实际控制的账户，共计1.4亿余元。

如何约定分钱？熟悉互联网的冯某指使唐某、杨某分别利用8个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将涉案钱款从人民币转化为虚拟货币，再通过境外“混币”平台混淆虚拟货币来源、种类，以虚拟货币形式经多个层级转移，部分涉案钱款以人民币形式流入冯某等人控制的账户。

“小官大贪”“虚拟货币洗钱”“企业风险管理意识薄弱”是该案办案检察官李涛在办理这个案件中感受最深刻的三点。

特点：业务部门贪腐比职能部门更突出

北京市海淀区聚集了高新技术企业9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00余家，千亿级企业8家，百亿级企业50余家。庞大的经济体量在活跃经济的同时，也让商业腐败犯罪的风险增大。今年5月，海淀区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了《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此类案件中，互联网大厂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占比超七成；相较职能部门，业务部门贪腐问题更为突出，占比超八成；犯罪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数额巨大”的案件占比高。

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网络图

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表示，从海淀法院近五年审理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概况来看，主要有四大突出特征：一是，“互联网+行业”新业态模式下，贪腐犯罪手段多样、隐蔽性强。在受贿型案件中，被告人既有在招投标、合同签署等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合作方好处和回扣的传统受贿方式，也有为他人在平台入驻、内容评级、热搜提报等事项中提供便利，为他人获取隐性准入和竞争优势，收受他人钱款的新型贪腐方式；第二，虚拟财产成贪腐犯罪新对象，不法利益形式多样，包括平台推出的虚拟币、点券、代金券等；第三，“小官巨贪”现象不容忽视，重点部门风险突出；第四，“内外勾结”式犯罪多发，贪腐链条复杂化。具体行为方式有：内外勾结，虚增合同金额、项目款，虚报钱款用途，侵占公司钱款；内外勾结，通过案外人骗取平台补贴、优惠，制造虚假业务流量，骗取工资等；内外勾结，收受他人回扣好处，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在传统内外勾结基础上，衍生出“内外勾结+自我交易”“内外勾结+虚拟利益变现”等行为模式，贪腐链条愈发复杂化。

另外，办理互联网企业贪腐案件还有取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可能存在“犯罪黑数”（指已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记载的犯罪数量）的情况。有记者发现，大量互联网贪腐案件积压时间较长，大量证据线索难以查找，加大了案件侦破难度。数据显示，127件案件中，大量案件超过3年案发，超过5年案发的案件25件，超过10年案发的案件3件。由于案件整体积压时间较长，取证对行为人口供和配合度依赖较高，但部分案件被告人在事发后已从原公司离职，且多数贪腐犯罪行为是通过匿名举报方式进入监察部门视野，可能存在更多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刑事诉讼程序中需配合司法机关，维权成本大，有的企业在发现内部腐败以后，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进说。

北京市人大代表，某互联网企业高管王雨云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互联网企业经营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数据、代码、流量等等都能带来收益，也容易成为内部人员贪腐的风险区域。从近年来相关披露的案件来看，互联网企业贪腐犯罪呈现出“三多三大”特点：大厂犯罪多、一线职能部门犯罪多、青年和中层人员数量多；非国家人员受贿案占比大、“数额巨大”案件占比大、职务侵占犯罪金额大。

成因：涉案企业普遍存在制度性缺陷

以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民企近年来贪腐案件频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制度建设不完善，给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在这些企业发展初期，制度建设往往要让位于发展速度。等到规模做大后，内部已经到处是漏洞。上海一位检察官表示，辖区内一家新兴互联网企业频频因内部人员贪腐问题报案。检察机关深入调查后发现，该企业的内部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没有对关键岗位人员进行监督和复查，“漏得像筛子一样。”这就意味着，单靠查处个案，无法从源头上阻止贪腐行为发生。

上海徐汇区检察院曾梳理该院三年间办理的所有民营企业经营与内部舞弊刑事案件，发现涉案企业普遍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一是监事会管理规范程度不足，流于形式，造成企业结构失衡，内部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二是法务监督欠缺法律与实践保障，在公司营利目的驱动经营的特定思维路径下，法务部门防控法律风险的专业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三是审计监督不充分，民营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隶属于财会部门或由总经理负责管辖，受限较多无独立地位，外部审计仅把财务报表的合法公允作为评价标准，很难起到监督公司财务的作用。

另外，北京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说，互联网企业通常采用扁平化管理、短链路决策的“去中心化”内部权力分配模型，很多案件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挑选合作厂商、决定项目报价等，在关键环节享有实质决定权，上级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为“小官巨腐”风险埋下隐患。

应对：互联网企业陆续成立监察部门

多家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士对“大厂贪腐”现象感到担忧。“企业反腐不仅是风控问题，更是企业生存的生死线。”新浪公司法务部法务经理高嵩结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说，中基层员工直接接触客户和供应商，掌握具体操作细节，而管理者难以全面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信息不对称问题格外突出，贪腐行为难以察觉。

为加强企业内部的反腐败、反舞弊，一些互联网企业陆续成立监察调查部门。

作为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阿里巴巴2012年就设立了“廉正合规部”调查内部腐败问题。马云曾说：“阿里所有人，廉正合规部都可以查，包括我在内。”此外，腾讯设立了反舞弊调查部、字节跳动设立了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有“重案六组”、百度有职业道德委员会、京东有内控合规部等。

刘强东曾面对电视镜头表示：“你敢贪公司1万块钱，我就宁愿花100万、花1000万去调查你。” 2025年6月23日，京东发布2024年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该报告显示，京东集团2024年调查贪腐案件221起，包括商业贿赂191起、职务侵占30起，有20起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在报告期内审结。

2025年3月，抖音集团通报称，2024年共有39人涉嫌违法犯罪，被集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腾讯集团反舞弊调查部通报，2024年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的案件一百余起，一百余人被解聘，二十余人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其中5人已判刑。

从2019年至今，腾讯共发布“反舞弊通报”6次。澎湃新闻统计发现，近六年来，腾讯反舞弊调查部查处违反“高压线”案件超过390起，辞退550人，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超过115人，通报时已判刑的人员累计24人。

2024年11月，微博发布反舞弊通报：2021年至今发现并查处员工舞弊案件9起，1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其中10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企业之间的互动协作也在加强。2017年2月，京东、腾讯、美团、百度等企业倡议成立“阳光诚信联盟”。这是一个企业反腐败与合规服务平台，其中一条核心规则是——不录用存在职业道德问题的失信人员。

大厂该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防范商业腐败风险体制？北京海淀区的检察官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纷纷给出建议，例如遵守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对高风险岗位实现监督制约；又如在“6·18”这种易发高发商业腐败新场景来临时，企业要高度警惕、做好预防措施。

上海检察机关去年发布了《“检察护企”企业反腐败实用指南》，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反腐败机制。《指南》反腐败的管理和责任、腐败风险评估和防控、反腐败监督和制约措施、腐败行为的调查和处置、员工反腐败培训以及腐败行为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6个方面，聚焦企业内部制度建设，助力企业完善反腐败治理。今年，上海闵行区检察院也发布了《企业内部腐败风险测评表》《企业岗位廉洁风险防控表》，涵盖制度机制建设、岗位风险控制、业务流程监控、财务安全屏障、廉洁文化浸润等方面。

释疑：民企贪腐案与国企性质有何异同？

据报道，多个互联网大厂频发贪腐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涉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三项罪名，与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发生的贪腐案相比，类似案件适用的罪名稍有不同。

上游新闻就此采访了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他介绍，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相较而言，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发生的贪腐案件中往往适用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等罪名，这些罪名与上述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有何不同？

付建表示：“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犯的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行为主体是民营企业工作人员，侵犯的主要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益和市场竞争秩序。”

付建强调，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虽然都有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的本质，但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的资金和资产属于国有，涉案人员的贪腐行为不仅侵犯财产权益，更破坏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损害国家机关公信力和正常管理秩序，所以更强调维护国家的廉政制度。民营企业中发生的贪腐案件主要损害企业自身利益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其犯罪行为更多被视为市场经济领域内的违法活动，案件性质侧重于经济犯罪。

上游新闻记者赵映骥部分内容据澎湃新闻、瞭望、法治网、检察日报、解放日报等富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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